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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中国”这一命名绝非是随意。 据《辞源》：“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可见，“中国”名称的由来，与这“中”字有很大关系。其它如“中原”、“中华”的由来，大抵如此。 谈起这“中”，执“中”、“中”和、“中”正（不“中”则不“正”），素为中国古圣人所推崇！中国之所以不叫“东”国“西”国，其缘由亦大抵在此。 儒学《中庸》开宗明义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不倚叫“中”，不改变常规叫“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就是天下不易的法则，即定理。“中庸”，就是要求人们为人处世始终保持不偏不倚，永远执中协同。这是必须坚持不能改变的法则。这就是孔夫子传授的“心法”。 宋代理学家也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十六字心传“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核心精神”，那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意思是说人心是叵测和危险的，理学的“道心”是精妙入微的，妙就妙在能执其“中”。只要立身中正，执中协同，心气平和，便可事理通达，进而中和之气圆满洋溢，就不怕任何不测风云和人世变故的危险，为人处世就可以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了。 现在，我们该初略知道，中国这个“中”字是有点来头的， 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背景的。 倒还不见得就因了是“居天下之中”的缘故。中国古人咬文嚼字的功力，也是可以令我们折服的，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那么我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名，如果有才俊之士觉着哪怕有丁点儿不妥不贴之处，那几茎须子肯定是没有了的，说不定头发也得断光光呢。再者，据“五行”的观点，“中”为“土”为“黄”，黄皮肤的国度名之为“中国”，似亦为理之所当然。 由此见得,中国人尚“中”，偏爱这“中”，认为这“中”着实好，才使“‘中’国”这一名儿能一直承续下来。而且这“中”字的来历一定与阴阳五行八卦，即中华《周易》之学有着关联。 说到《周易》，其实儒学家的“中庸”之学，理学的“执中”之理，都从《易》学体悟而来。因为首先这“中”，便是《周易》哲学追求的最高理想。 《周易》的哲学思想体系，以阴阳的对立统一为核心，扩展开来形成了两个侧翼：一是斗争性的不断深化，揭示了阴阳矛盾彼此争胜和“贞夫一”，由此而产生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最终归结到要坚持“两点论”，即凡事要看到阴、阳，好、坏等两个方面，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要防“过亢”，善“知几”。“亢”即过头、过火，所谓“过尤不及”，“亢龙有悔”，当然不好，所以要谨防；“几”即几微，即事物显示出来的细微变化趋势或倾向等，犹如说“苗头”，即现人谓之“苗头性”倾向，所以要善于察知苗头，以不断提高自我的决策和应变能力。 二是统一性的不断深化，提出了阴阳和谐的整体观，强调执“中”而协同，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与稳定。阴阳和谐是矛盾运动的最佳状态，即“保合太（大）和”的境界，“太和”，就是阴阳对立面力量均衡无偏胜，矛盾双方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即是一种“太极态”，具太极“中和”之美，是使事物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是《周易》哲学的最高准则、理想追求。达到这种理想境界又何其难，因为处事很难“知几”，却又往往很容易“过亢”，所以《周易》强调要用“柔”不用刚。阴性柔顺而主于静，虽不利于奋发和进取有为，却有利于守成，有利于巩固既得利益和成果。 如果说中、执中、中和、太和，是《周易》哲学的理想追求，那么用“柔”，便是迎送人们奔赴“太和”之理想彼岸的一叶轻舟了。所以《周易》强调“其用柔中也”(《系辞传》)，用“柔”执“中”，便是《周易》谆谆教导的全部人生哲学。 孔夫子说：“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早几年，让我五十岁开始学《易经》，人生就可以没有大过失了。夫子对《易经》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之后读《易》， 韦编三绝，可见读的有多用功了。夫子读《易》，读懂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就人文哲学方面，他大抵上是读懂了两个字：一是“礼”；二是“中”。 孔夫子读《易》后，运用八卦模式网络建立起一大套“禁锢得象罐头一样严密”的礼治秩序。它以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为基础，把强制性的规范（尊卑名分）注入这种关系，进而确定人伦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体的责任义务，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为人的“十义”。 当代研究者指出，儒学发挥的人伦关系的特点在于，以生活小圈之内（如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等等）感情交流的人际关系为基点，赋予它们尊卑名分的意义，一方面将伦理权力化，另一方面是将权力伦理化。所以，在古中国，人伦可以构成一种秩序，可以作为社会调节、群体控制的工具。即根据礼治秩序规定给每一个人的尊卑名分原则来维系社会，而与法律和法治精神无缘。━━虽然古中国制定过一些个法律。 孔夫子读懂的第二字就是“中”。夫子那种相见恨晚的感慨大抵上就是针对这“中”而发的，认为读懂了这个“中”，可以人生“无大过矣”。应该说，《周易》强调“用柔执中”，是无可厚非的，是正确的；而问题似乎也正在这里了，这种道理大抵上是只能意味不可言传的东西，如果明白说出来，昭示天下，并说这是一“不易的法则”，恐怕就很容易让人用偏、走偏。夫子极力倡导“中庸”就是典范的一例。因为事实上中庸思想是过分强了用“柔”执“中”，而最终使得以儒学思想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成了“守成”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守成”也是不错的；可惜，后世竟发展成了“自闭”的文化，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了。━━从这一点上说，倡导“中庸”的人成了最不遵守“中”庸之道者，成了“犯规”的典型。 “中国”这一名称始于周朝。但最初“中国”并不是指国家，而是指国都。古代学者认为，帝王之所即为“中”，所建的城邑就是“中国”。至于把华夏民族的居住地和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国”，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 古人把神秘的天空看作神界，把星辰中最引人注目的北极星看作是“天中”。这是因为古人观察到满天的星星都围绕北极星转，就像一把转动的伞一样，而伞的顶端就是北极星。依此设想，人们便认定人君的国都就是“土中”，即大地的中心。传说武王伐纣成功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考察四方，寻找“土中”，结果找到了伊、洛平原，并在这里定都洛阳，其用意是让天下百姓像星星那样向自己围聚合拢，此地后来被称为中原、中州、中土。以后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演变为把华夏民族的居住地和建立的国家叫“中国”了。
新中国的命名是贯穿于新中国的整个创建过程之中的，它最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是我们党关于人民共和国思想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名称虽无“民主”一词，却无不蕴涵着新中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本质。 ●在新政协筹备会前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中国命名中暂占上风 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不渝的追求。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到“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口号的相继提出，都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形势与任务相适应的。不过，我们党关于新中国政权性质和阶级基础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就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这也决定了新中国国名的基本走向。毛泽东在1947年元旦发表新年祝词时指出:“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关于国名问题，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副实的。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他在讲话结束时高呼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第二天，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把“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列为筹备会的一项中心任务。当晚，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其中，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组长谭平山；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第四小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各工作小组在起草有关文件的初稿时，都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然而，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则只使用了“人民共和国”的概念。这表明，尽管当时“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中国命名中暂占上风，但国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处于待定状态。此后关于国名的争论，主要围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名称而展开。 ●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张奚若提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 国名问题是新政协筹备会在筹备政协会议期间讨论与协商的一项中心议题。其中，以第四小组为主，在讨论“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问题提出了三种意见。一是“简称中华民国”说。此说针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过长而提出，认为这一名称可不变，必要时则使用简称。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曾有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内容。二是“中华人民民主国”说。持这种意见者以黄炎培、张志让为代表，“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他们认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中华人民民主国”节略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的“共和”，而保留了“人民”和“民主”。其词源依据是，汉语中的“共和国”，系译自英文“Republic”，而“Republic”与“Democracy”原无实质区别，也可译为“民主国”，只是前者指民主的国家，后者指民主的政治体制。因此，“民主”与“共和”无并列的必要。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这个意见虽与“简称说”都以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过长，但解决的办法不是用简称，而是“去掉民主二字”，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讨论中，张奚若说:“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因此，他认为与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根据上述讨论意见，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并在征求一些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8月17日，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该组织法草案，其使用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据董必武后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报告中关于新中国国名问题的说明，之所以采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将新中国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在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文中使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阐述党的性质时指出:“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这里所用国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周恩来于9月7日向政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就国名问题解释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由此，新中国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也确定下来。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新中国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伴随新中国成立的步伐，一个伟大而光辉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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